姜谷粉丝 |
2025-03-09 22:16 |
镜头下的伤痛与爱。 她用镜头对准了性侵受害者、瓷娃娃病患、跨性别者等各类边缘群体。 她的影像档案里藏着惊人的“秘密”: 不少拍摄对象在影像曝光后,获得了社会救助。 一次深夜回看照片时,她想起了10年前那个躲在身后的小女孩,颤抖着伸出手说:“我流血了。” 那是朱玲玉第一次直面性侵受害者的创伤,也是她拿起相机的初衷。
朱玲玉 当社会舆论还在讨论“苦难该不该被展示”时,这个非科班出身的摄影师,早已用相机切开阶层褶皱里的脓疮。 从山东农村走出的朱玲玉,用10年时间完成了从“被观看者”到“观看者”的蜕变。
01 从农村女孩到自由摄影师 朱玲玉的镜头里,总有一种钝痛感,这与她的成长息息相关。 出生在农村的朱玲玉,初中时,发现堂姐、堂妹纷纷辍学打工,供养家里的兄弟读书,甚至结婚生孩子。 “当时只剩我一个女孩儿还在上学,后来我又到了县城上中学,到了省城上大学,我其实是脱离了很多农村女性的人生轨迹。”
朱玲玉 “我觉得好像自己得到了独一份的眷顾,我是最幸运的那一个,也是唯一幸运的那一个。” 这种“独一份的幸运”,让朱玲玉越来越关注流离在社会边缘的女性。
朱玲玉拍摄作品 当她拍摄流动女工时,自然而然的产生了一种使命感。 因为女工们的每一个故事,都和老家姐妹的故事很相似。 朱玲玉的堂妹曾对她说过:“如果把婚姻比喻成一条船,我就是想把那艘船沉掉。我要的是找到自己的船,自己能掌控的一艘船。”
彭小青 就像逃离家庭的流动女工彭小青,因为头两胎都是女孩,丈夫和婆家一直催生。 彭小青索性逃离了婚姻,来到深圳打工: “逃离了婚姻,逃离了家庭,但是逃不出贫困。” 彭小青这句话虽然刺痛了朱玲玉,但至少这艘风雨飘摇的小船她能够自己掌控。 从东莞、中山、广州再到深圳,这些女性像浮萍一般辗转于各类工厂,住在每栋楼间仅隔1到2个步伐的距离,拥挤得连阳光都无法照入的握手楼里。 朱玲玉拍下她们模糊的眼睛、皱巴巴的离婚证、逼仄的双层床。 这种粗糙,就是她们生活的真实样子。 镜头背后,是朱玲玉对自我的诘问:“如果我没读书,会不会也是她们?” 从此,摄影成了朱玲玉表达自己独特视角的工具: “在纪实摄影的领域,你会发现大部分的表达视角是男性的,所有宏大的题材都是由男性去构建。 我想打破那种男性视角,回到自己身上去表达女性的境遇,我不希望摄影语言是以男性为中心的。我就是想多一点声音、多一个维度。”
02 撕开禁忌:她的镜头从不说谎 2018年,朱玲玉发起了网络征集,找到了3位性侵受害者。 拍摄时,她选择用剪影和隐喻代替直白暴露——破旧的童鞋、虚化的光影、雾气中的孤岛。
默剧演员阿莫 一场暴雨中的拍摄,揭开被遗忘的伤疤。 青岛小麦岛,大雾笼罩海岸。 摄影师朱玲玉站在对岸,镜头对准礁石上孤独的身影——童年时被性侵的默剧演员阿莫。 海风裹挟着咸涩的水汽,阿莫的表演在人群中热闹非凡,可当他卸下妆容,朱玲玉的镜头却捕捉到了“从血液里流出的孤独”。 一位性侵受害者说:“事发后,全村叫我婷婷鸡,像赶鸡一样赶我”。 评委评价这组作品:“我特别喜欢的作品之一,摄影师的表现手法特别好,既揭示主题,又保护了被摄者隐私。当然,摄影语言也是很老道的。” 但对朱玲玉而言,最震撼的反馈来自一位网友: “看了你的照片,我终于敢告诉家人真相。” “我的青春期,是在极度孤独和恐惧中渡过的。” 汐玥原名思明,活了30多年却始终未能逃离孤独与恐惧。
汐玥 他的生理性别为男,却自幼渴望成为女孩。 在历经无数磨难后,他决定去泰国变性,追求真实自我。 她开始重新学会爱自己,接纳他人的不理解,只为找到变成一个“正常人”生活的方式。 悲剧的是,变形手术后,她在国内一家整容机构的医疗事故中造成单眼失明,面临失业的困境。 朱玲玉用镜头记录下了这段痛楚与希望交织的历程。 在内蒙古二连浩特,朱玲玉遇到了何健——身高不足一米的“瓷娃娃”妈妈。 她冒着骨骼畸形的风险生下儿子,却陷入更深的伦理漩涡:“我不想被照顾一生,可成为母亲后,我又拖累了母亲。”
何健和孩子 朱玲玉跟拍3天,拍下了何健如何用娇小的身躯给孩子换尿布、对抗质疑。 一张照片里,何健坐在儿童三轮车上,窗帘紧闭的家中光线压抑,但她抱起20斤儿子的手臂却稳如磐石。 拍摄亲姑姑元花时,朱玲玉第一次直面女性生育的残酷。 姑姑经历过12次怀孕、6次流产,子宫薄如蝉翼。 “如果把子宫外化,它像被手术剪戳破的西瓜皮。” 朱玲玉用腐烂的水果、带血的纱布构建影像,直指传统生育观对女性的剥削。 2023年,朱玲玉将镜头对准北京马驹桥——日结工聚集的“魔幻之地”。 这里充斥暴力与戾气:男工围堵她的相机,女工的电话被写在公厕墙上标为“妓女”。 一位日结工形容:“这里像快干的水池,蝌蚪在互食。”
北京马驹桥的日结工 在燕郊续命的白血病人家属,把家人续命的希望交给了“家和公寓”,因为这里距血液病专科医院燕达陆道培医院只有仅仅900米的路程。 住在公寓四楼的病人家属陈春,把患上血液病的人形容为“没有被灌溉到的农田”。病友们抓着最后一根稻草漂到“家和公寓”,熬上个三两年,在生死疲劳中耗尽最后一分钱和眼泪。 白血病孩子的父亲李春海,边送外卖边苦笑:“捧着炸弹过日子,炸不炸看命。” 他认识的病友群里,第一次移植,成功率在20-30%;二次移植成功率可能不到7%。一旦二次复发,骨髓再次移植的成功率很低,基本断绝了痊愈的希望。
家和公寓的病友家属 病友们虽然“总是如履薄冰地活着”,朱玲玉也在这里拍下病友们的另一面:深夜聚餐时,病友家属们用可乐碰杯,高喊“祝难友出头”。 “来,最后一杯,敬我们自己,一起加油,早日回归正常生活。” 半夜10点,李春海高举着杯中的可乐,最后与病友们干了一杯。
03 解困者还是记录者? 朱玲玉在拍摄群像与个体时,总是在承接对方的创伤。 “我还在坚持记录、反复去做的原因,是因为有时候那些创伤,表面上看着好像是过去了,但其实还在一直在影响你后来的生活,影响你的人格,甚至整个生命的状态。” 她明白这种工作很容易让人情绪崩溃,但只有直面伤痛,生活才会继续前行。 每一位被拍摄者对她来说都意义重大,因为他们的经历不仅塑造了个人,也构成了一段真实的社会历史。 拍摄过程中,朱玲玉与拍摄对象建立起了真实的情感联系,她希望这种共情能传递给更多人,让大家不再孤单。 她关注的始终是普通而真实的生活,追求每个人都能被平等对待,而不是被贴上标签。 无论是家暴、性侵,还是生育、流产,都应走出私密领域,进入公共讨论。 有人问朱玲玉:“你的作品能改变什么?” 她这样回答:“我的情绪很复杂。一方面会觉得她们的故事对于我而言是一种“回望”,我曾经离她们的命运很近,只是我是最幸运的那一个而已。 另一方面,我也会有一种责任感,但与此同时却又没有办法很具体切实地去改变她们的命运。” 在潮汕乡村,她拍摄了创办女子夜校的吴利珠。 10年间,通过览表图书室,吴利珠教会数百名女性识字,甚至普及性教育。
吴利珠 朱玲玉说:“她让我明白,解困不是宏大的拯救,而是教会一个妈妈认5个字,让她敢对丈夫说‘不’。” 而朱玲玉的微信签名正是:“言说不可说。” 她拍性侵受害者、跨性别者、绝症家庭,也拍日结工和女工。 有人称她“苦难摄影师”,她却反驳:“他们不是苦难的符号,只是被常态遗忘的普通人。” “我虽然一直在拍摄这些边缘群体,但这些边缘群体,她们最渴望的也只是被常态化的对待。就是我渴望一个正常人的生活,而不是我要被特殊化,所以内核还是普通人。” 英国艺术家王尔德有这样一句名言:“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阴沟里,但仍有人仰望星空。”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,每个人都是夜空中独一无二的星辰,或明或暗,各自闪烁着属于自己的光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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